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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方志“立三书”的当代借鉴
作者:梁滨久 来自:《福建史志》2015年第2期 2016-02-22

章学诚方志“立三书”的当代借鉴

 

     梁滨久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最大成果, 是创立了方志“立三书” 的体例, 并给予理论阐述, 即他的 《方志立三书议》。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 必立三家之学, 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 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 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 仿 《文选》 《文苑》 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 缺一不可, 合而为一, 尤不可也。” 章氏所说 “三书” 的 “志” 是指志书中的著述部分。他说: “国史方志, 皆 《春秋》 之流别也。 譬之人身,事者其骨, 文者其肤, 义者其精神也。 断之以义, 而书始成家; 书必成家, 而后有典有法, 可诵可识, 乃能传世而行远, 故曰: ‘志者, 志也, 欲其经久而可记也’。” 这就是说, 方志中的 “志”,是根据一方的各种资料撰写成的综合性著作, 要求有事、 有文、 有义, 并做到有典、 有法, 可诵可识, 传世行远, 经久可记。 所说 “掌故”, 是指一方有关典章制度的原始记录, 是作为档案而保存下来的部分政事资料。 “文征” 是一方奏议、 征实、论说、 诗赋、 金石等原始文献资料的专辑。

章学诚提出方志 “立三书” 是有一个过程的。乾隆二十八年 ( 1763 年),章学诚写了答同窗好友甄松年的两封信, 即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和《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在这两封信中, 他主张方志应 “为国史取材”, 向国史提供 “详赡明备,整齐划一” 的资料; 同时, 又要方志成为有所 “创特”, 即成为别裁独断的著作。 这就产生了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矛盾。 因为, 要为国史取材, 就必须广收博揽, 容纳大量能为国史所用的资料;而要成为“成一家之言” 有创意的著述, 则必须以撰者的识见来剪裁资料, 融会贯通地用自己的语言写。 矛盾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方志的撰著部分与记注部分的关系, 主要是如何处理文征与掌故。当时存在 “诗文拦入志乘, 已觉繁多, 而以选例推之, 则又方嫌其少”① 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章学诚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和代父作 《天门县志艺文考序》中提出了初步意见, 即将 “诗文记序诸体, 勒为一邑之考, 与志相辅”, 也就是志乘、 文选二者 “各为成书, 交相裨佐”。 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年) 二月, 他编修 《和州志》, 翌年编成, 复辑 《和州文征》 八卷, 实现了这个主张,② 既辑存了大量诗文,又不失著述之体。

在解决了诗文辑录中存在的矛盾之后, 章学诚在乾隆四十二年 ( 1777 年)编修 《永清县志》 时,又遇到了典章掌故辑录与保持志体的矛盾。 修此志时, 他阅览了大量档案, 并向县吏进行了调查询问, 掌握了许多材料。 章学诚深感这些材料的重要性,欲按吏、 户、 礼、 兵、 刑、 工六部官署名称即设 “六书” 分类编修典章掌故, 然而这样做虽保存了大量史料, 却冗杂混乱。 《吏书》 的内容不过是排列一县官吏的人员执掌,这在各县基本一致;《户书》 详列逐年的田赋、 税收数目、 物产、 物价等一切有关财政民生情况, 内容芜杂; 至于兵、刑、 工各书, 则内容贫乏, 而且与各表、图内容有所重复。 问题最大的是 《礼书》, 举凡礼乐、 仪节、学校、 艺文等等一并收入, 分类不明, 显得杂乱无章, 有违著述之体的严谨性。 他自己也很不满意,说: “《永清县志》, 颇恨芜杂。”

③ 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年) 秋冬, 章学诚编修 《亳州志》,采取 “整齐掌故, 别为专书” 的方法, 确立了方志立 “三书” 的义例: “志” 的部分体现章氏的别出心裁,成为 “成一家之言” 的著述; “掌故” 汇编典章制度、档案簿记; “文征” 分类汇辑当地诗文。 “三书” 各为专书, 相辅相成, 解决了编修 《永清县志》 时 “六书” 所存在的问题。 到乾隆五十六年( 1791 年) 编修 《湖北通志》, 立 “三书” 的义例更加成熟精审, 其书 “志” 的部分有二纪、 三图、五表、 六考、四政、 五十三传; 掌故六十六篇; 文征八集, 含正史列传、 经济策划、 词章诗赋、 集人诗词。

后人对其方志 “立三书” 体例给予了高度评价。 梁启超说: “向来作志者, 皆将 ‘著述’ 与‘著述资料’ 混为一谈。欲求简洁断制不失著述之体耶? 则全书繁而不杀, 必荒秽而见厌, 故康之《武功》、 韩之 《朝邑》, 与汗牛充栋之俗志交讥,盖此之由。 实斋 ‘三书’ 之法, 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 ‘成一家言’ 之著述, 掌故、 文征两部分, 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 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 故 ‘纯著述体’ 之通志, 可以肃括闳深, 文极简而不虞遗阙。”④ 这正是对章学诚在志书中解决资料性与著述性矛盾形成 “三书” 体例的很好、 很准的评价。 仓修良先生则说: 方志立 “三书” 说 “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的精义所在,它的提出, 标志着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成熟、 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⑤

章学诚此说旨在处理撰著文字与纂辑资料的关系, 解决方志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矛盾, 使著述的部分能发挥学者之长, 成一家之言,而纂辑部分得以完整保存典章档案资料。 联系他的一些其他论述也可知章氏此说的要旨所在。 他在 《书教下》 里将史学分为撰述、 记注两家, 在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中说: “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 在《报黄大俞先生书》 中则说: “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 这都是说史志之书有著述和纂辑两体。 处理好两者关系,可使地方志既不失著述之体, 又保存丰富史料。 章氏立三书说就实质而言为两体, 即撰著体的 “志” 和纂辑体的 “掌故” “文征”。

章学诚的方志立 “三书” 义例说对当今修志工作仍有借鉴价值。 有的地方在出版志书同时, 出版文献辑录, 如浙江 《建德市志》( 1978 2005 3册另专设 1 册 《严州历代文献辑录》 (建德古为严州府治)。 这和章学诚的办法是同质的。

王晖先生提出方志体例变革为 “书 + 软件体”,即既出版纸质志书, 又制作光盘版、 网络版方志,“光盘版方志不能仅仅是志书文字刻录的数据,它应该像电子图书一样有可视的形象和可听的音乐。光盘版、 网络版方志应该有着艺术性较强的网页界面和视屏窗口, 伴有语音解说和地方特色的主题音乐, 如打开陕北的方志光盘(或网页) 就能听到‘信天游’ 的曲调, 打开安徽的方志光盘就能领略‘黄梅戏’ 的神韵,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听听音乐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方志, 这就是方志的配乐艺术。尤其方志中的概述、 小序、 方言、 民歌、 地方曲艺等, 都应该拍成影视, 不仅有动态的画面, 而且有音乐、 有解说、 有原汁原味的方言发音, 赋予方志 ‘声像并茂’ 的视听艺术。”⑥ 既有纸质志书,

又有软件体志, 可谓 “两书”。 

还可以考虑如何发挥纸质本方志与光盘版方志的各自优势以及两者的结合问题。如果让纸质本方志保持著述之体, 从大量的资料中把握重点, 撷取精华, 附录部分尽量择要精简, 而让光盘版方志收纳大量有存史价值的资料, 主要是纂辑资料, 使纸质版方志与光盘版方志各展所长,相辅相成, 配套发行, 同时建数据库, 在网上运行方志的数字软件, 也是沿着章学诚方志立 “三书” 的思路来的,系吸收章氏方志编纂思想的良策良举。

有人还提出编写 “数字方志”。 这是一个超越光盘版方志的新概念,它是一种全新的志书编辑和出版发行方式, 指的是方志告别传统的手工操作,在资料的收集、 整理、 编辑、 出版、 发行全过程的数字化, 在这个过程中, 收集到的各种载体资源,经过数字化的加工,进行重新组合, 用数字化、 网络化的手段进行编辑和出版发行, 是一种新形式、新内容、 新载体的方志。 在数字方志的模式下, 方志的内容是可更新的, 出版是实时的,印刷是按需和个性化的, 交易是电子化的。⑦ 但这还只是设想,还存在质量难以 “把关”、 数字方志易损坏导致资料丢失等问题。 即使将来成为现实, 也有一个资料整合精编浓缩优化与大量数字资料的互补配合问题,章学诚的志书分立办法仍可为我们所借鉴。总之, 章学诚的分 “立三书” 法在当代仍是有生命力的, 可成为志书体例变革的思想基础。

注释:

① 章学诚: 《文史通义·天门县志艺文考序》。

② 章学诚: 《文史通义·修志十议》。

③ 《章氏遗书》 外编卷九, 《永清县志·礼书》。

④ 章学诚: 《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

⑤ 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 (增订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 年版,第 335 页。

⑥ 王晖: 《方志性质、 特征和文献属性》, 《广西地方

志》 2004 年第 1 期。

⑦ 蓝凌云: 《数字方志的内涵、 特征及其困惑》, 《中国

地方志》 2006 年第 3 期; 钱丹丹: 《构建网络时代地方志编修

模式初探—— — 从维基百科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得到的启示》,

《广东史志》 201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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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滕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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